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谢谢邀请，谈点浅见。张居正，在有明一代，是很杰岀的政治家。万历皇帝年幼时，张居正作为内阁首辅主政十年，在万历母亲李太后的支持下，改革弊政，严肃吏治，推行＂一条鞭＂税法，实行官吏考勤制等新政，使明朝在万历一朝的开始十年，岀现了中兴气像。
遗憾的是，在张居正晚年，特别是张居正去世后，万历皇帝因听信谗言（张居正也确有不清廉把柄），最让万历无法忍受的是张居正和太后有私通的谣言。张居正死后，万历新政，除了＂一条鞭＂税法没彻底废除外，其他都废了。《万历十五年》这部书，点明了这一年，是明王朝由中兴走向衰亡的拐点。如果张居正新政继续实行下去，大明王朝国祚延长的可能性是很大的。但历史就是历史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。
谢邀！
评价张居正之前，我们需要了解下，当时的历史背景。
先明确一点，张居正执政最辉煌的时期当属万历十年。在这十年间，张居正通过改革变法将明朝从濒临破产的边缘拉回来，极大改善了明朝的财政状况。除了在财政状况得到明显改善之外，张居正重用戚继光，李成梁等将领，重创沿海倭寇和蒙古俺答。
再来回顾下，张居正变法之前。明朝处于什么状况。
张居正变法之前：明朝每年巨亏三百万两白银，财政赤字逐年累积，户部，也就相当于财政部，连国家公务员们的工职几乎也发不出来了。你说惨不惨？
张居正变法后：两年时间，明朝国库每年盈余就能达到三百万两。到了张居正去世那年，光明朝的中央库存白银就已经达到了创纪录的1250万两，仓库储存的粮食足够支撑十年，当时明王朝的GDP总量全世界第一，远胜于所谓的欧洲列强。
张居正变法前：明朝百姓民不聊生，各种苛捐杂税，苦不堪言。
张居正变法后：张居正推行了著名的“一条鞭法”，改革税制，清丈田亩。这个变革可以说相当有效果。到万历八年（1580），张居正重新核查到天下的耕田数为七百零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，这比弘治十五年（1502）增加了近三百万顷。这三百万顷是个什么概念呢？它大概相当于半个荷兰，而它产出的粮食在当时几乎可以养活整个欧洲。经过这一次彻底清查，明朝的税收，也因此增长了将近1.5倍。
我是放牛娃。如果你不忙，我们坐下来，烧壶茶，边喝边聊聊张居正同志的事情。
首先，关于这个问题，我的观点是:明朝的衰败，势不可挡。但张居正同志，却硬生生凭借一己之力，拼出一线生机。别说延缓70年，100年都不为过。
可能有些同志说，哎吆，真的假的，一个人能有这么大贡献？不都说，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么？放牛娃小同志，请不要肆意夸大个人功劳，这样是不好滴，是不客观地，我会生气滴。
其实，我还真没有夸大张同志的功劳。大家都知道，时势造英雄。可后面还有一句话呢？许多人可能就不清楚了。
这句话是:英雄推时势。杰出的英雄的出现，可以大幅度加快一个事件的发生，如商鞅的出现加速了秦国的崛起，韩信的出现就加快了项羽的失败，毛爷爷的出现拯救了中国。同理，杰出英雄的出现，也可以大幅度减缓一个事件的发生，如王安石对于宋朝，张居正对于明朝，袁崇焕对于明朝。
大家想想，张居正担任首辅前的明朝，是什么样子的？
完全可以用内忧外患、民不聊生来形容。鞑靼屡次犯边，烧杀抢掠，狼烟四起；倭寇横行，东南沿海人人自危，无一日安宁；西南土司野心勃勃，暗中谋划起兵造反；国库入不敷出，官员工资发不了，黄河水患没钱治，皇帝造殿也没钱。流民四起，随时可能再来一场陈胜、吴广起义。整个王朝，日薄西山……
那张居正担任首辅后呢？
和平解决鞑靼问题，恩威并施、剿抚并用解决西南土司问题，重用戚继光、俞大猷彻底解决困扰沿海多年的倭寇问题。此外，财政收入不断增加，国库日益充盈，黄河水患得以及时治理，赈灾物资及时下拨，百姓得以安定，流民数量锐减，王朝面貌焕然一新……
张居正为皇帝打下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，如果万历皇帝能继续沿用既定政策，则大事可成，万历中兴不是梦想。可万历因为个人原因，改辕易辙，正确的路不走，放纵自己，最终使张居正的努力功亏一篑。
但张居正拯救了这个奄奄一息，风雨飘摇的王朝，这是不争的事实。
明朝没有最伟大的政治家，因为明朝不是一直造神的朝代，所出的名杰太多了，只要是明朝的朝廷有了病总会出现一个大家之子来力挽狂澜，张居正也是其中一人。
军事上重用戚继光将倭寇按到在地疯狂的摩擦，贸易上开通了边贸，用茶叶平定了三年外乱。虽然外贸风波也是张居正引起的，但不得不说这一举动也让边境游牧民族自己打自己玩了三年，消耗了很大的人力物力，使得外敌再次光顾中原想法推迟了多年。
从整个明朝的大局来看，张居无疑是继商鞅、秦隋唐革新之后直至近代最有影响力的一次最为成功的改革。
张居正的变革推进不表现出力挽狂澜的能力，还奇迹般地将边境一族化干戈为玉帛，大大的缓解了国内外的民族矛盾，为明朝续命起到了实质性的作用。
张居正的变革虽然对国运国命起来了续命的效果，但还是没办法改变明朝财税制度的弊病。晚明时的财税改革虽然大刀进行但已经无力回天，国家机器的败坏因为税务制度而更是无法挽回。
张居正确实厉害，他的政绩倍受后代政治家肯定，有人甚至认为，他的影响可以与周公、商鞅、杨坚等相媲美，他的改革比王安石更成功。
张居正解决了当时明王朝极度困难的财政危机，为万历年间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大下了基础，再某种意义上，从经济上促进了封建国家一定程度的转型。
张居正主政时期，在北疆能与敌方化干戈为玉帛，使明朝在相对安静的环境中取得发展，同时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统治阶级与民众的矛盾，延续了明朝的“性命”。
张居正的改革措施比较强硬，但却能奇迹般的取得成功，这与他抓住当时的主要矛盾，并充分发挥个人的强势能力都是有关系的，他于政坛上的娴熟政治手腕令后代政治家很佩服，他的管理策略是值得重视的。
经济方面，张居正有两个大的成就值得重视：第一，万历六年（1578年），张居正以福建为试点，清丈田地，取得经验后，便下令在全国进行土地的重新丈量，清查漏税的田产，并在此基础上重新绘制了鱼鳞图册，这是非常重要的措施，这摸清了当时明朝基本经济状况，封建社会，土地是根本，了解了田地状况，张居正便能有的放，着手改革心里有数。到万历八年（1580年），全国田地为7,013,976顷，比隆庆五年（1571年）增加了2,336,026顷，而且，随着额田的增加，并对贵族、缙绅地主隐田漏税有所抑制，明朝田赋收入大为增加，应该说，清丈田亩对于朝廷较全面准确地掌握全国的额田，增加财政收入是起到较大作用的。张居正自豪地说：“自正（正德）嘉（嘉靖）虚耗之后，至万历十年间，最称富庶。”
第二，推行“一条鞭法”，即以州县为基础，将所有赋税包括正税、附加税、贡品以及中央和地方需要的各种经费和全部徭役统一编派，“并为一条”，总为一项收入。明朝在万历年间张居正之前，田赋有夏粮、秋粮之分，征收上又有种种名目，复杂繁烦，而在张居正统一征收的政策实施下，赋税状况就比较清楚了，朝廷很容易掌握收税情况，百姓心里也明白交税的状况，这就能比较有效地防止各级官吏利用赋税机制贪污，而且，税赋数量比较明确，经济上好计划，对地方官员的管理也有比较明确的经济标准。
政治方面，张居正有两个重要政绩最值得关注，第一是实行“考成法”，坚持所谓的“尊主权，课吏职，信赏罚，一号令为主。”张居正他以六科控制六部，再以内阁控制六科，明确职责，犯要办之事，从内阁到六科，从六科都到衙门，层层考试，定量考核，有点类似于现在的量化管理。这一办法改变了以往“上之督之者虽谆谆，而下之听之者恒藐藐” 的拖拉、忽悠现象。“考成法”针对的是“吏治不清”的现象，张居正坚持“信赏罚”、“持法严”，赏罚有准，决不姑息，他加强强对官吏的考核，并惩治甚至淘汰了一批官员，整肃吏治，提高办事效率，保证了政令的畅通，其目的当然是为了改善官僚统治机制，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。政治上的这一“考成法”与经济上的“一条鞭法”其实是互相呼应的，都是为了强化明王朝的统治，当然，在客观上也起着改善民生的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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